一 蓑 烟 雨 任 平 生
——与张扬的“第一次握手”
马 波
如今中国大陆四十岁以上的人大概都知道，在“文革”时期，有一部以手抄本的形式在读者中广为流传的长篇小说，她犹如“划过黑夜的一道闪电，使那个特殊年代里的人民在冷漠的寒夜里得到了瞬刻的温暖”。她创造了手抄本小说地下流传的“世界之最”，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文革”结束后，这部小说被正式出版，发行量达430万册，仅次于小说《红岩》，居建国以来小说发行量第二位。此后又被拍成电影，由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康泰、谢芳分别担任男女主角。这部“曾经感动过整整一个时代的中国人”的小说名字叫----
《第二次握手》。
如今知道《第二次握手》小说的人很多，但知道《第二次握手》作者的人也许并不很多。这位“瘦骨棱棱而立初度，在艰难困苦已臻绝境的景况下，以其使人感动的勇敢和智慧，直面那残酷的狱灾现实，不忘有朝一日重拥知识科学，再来紧握人民的手”的著名作家的名字叫——
张扬。
我与张扬先生的初相识，是在安徽合肥2004·第四届中国律师论坛暨首届中国青年律师论坛上。他作为特邀嘉宾作客“论坛”，与律师们座谈交流。当主持人将这位用生命创作《第二次握手》的著名作家“隆重推出”时，与会律师们热烈的掌声响彻整个“论坛”。
“论坛”结束后，我与张扬一路同行游览黄山、九华山。我做梦也不会想到，今生有缘与这位著名作家相识,并同行三天，有机会听他讲有关《第二次握手》及他本人前前后后的故事······
“小说源自舅舅的一段曲折的爱情故事”
十月的合肥，秋高气爽。
旅游大巴行驶在去九华山、黄山的路上，不时有些小小的颠簸，还真印证了临行前一位安徽人士所说的那句民谣：“山东的道，江苏的桥，安徽的公路摇啊摇！”
从合肥到九华山，大约需要四个多小时，使得我可以有较充裕的时间就有关《第二次握手》的话题与张扬聊一聊。为了更好的与张扬 “对接话题”，我无心观赏路边的风光和倾听导游小姐的介绍，开始在脑海里努力搜寻三十年前这本曾经“感动中国”的小说的故事梗概。
---1928年夏季的江南，大学生苏冠兰偶遇落水的丁洁琼，奋然相救，奇遇发展为爱情。苏冠兰父亲为了拆散这对恋人，利用留学生考试主委的身份，将丁洁琼送出国外，而留下了苏冠兰。后来苏冠兰不得已只好遵从父命，与父亲的养女同时又是自己同学的叶玉菡结了婚。丁洁琼留学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成了著名物理学家。苏冠兰、叶玉菡也成了国内著名的医药学家。当丁洁琼冲破重重障碍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时，才发现她只能是苏叶家庭的祝福者了。在欢迎归国科学家的大会上，苏、丁二人再次相遇。在周恩来总理亲切关怀下，这对早年的情人，在离别二十多年后，终于“第二次握手”。
《第二次握手》通过苏冠兰、丁洁琼、叶玉菡等人的曲折经历，反映了老一代科学家忧国忧民、自强不息的人生追求。第一次在小说中塑造了倾心关爱中国科技发展和科学家生活、工作的周恩来总理的光辉形象。
“小说初稿于1963年，那年我才满18岁”张扬回忆说，“小说早期取名为《浪花》，只是一个短篇，后改写扩充到十万字，易名为《香山叶正红》，再后又取名叫《归来》，在传抄过程中，被北京标准件厂工人刘展新改名为《第二次握手》。每次传出去的书稿都收不回来，只好又重写。所以，每一稿都是在没有前稿作依据的情况下一气呵成的，小说故事源自于我舅舅的一段真实曲折的爱情故事”……
张扬的舅舅是中国医学研究院药物研究所的一位成果丰硕的化学家。1963年年初，张扬到北京看望他的舅舅。在舅舅家，张扬见到一张容貌非常美丽的姑娘的照片，于是他好奇的问舅妈这是谁？舅妈告诉他，这是他舅舅的初恋情人。张扬没再多问，他想起临离长沙时，他的姨妈和他母亲曾说起关于他舅舅的一段往事——
“1951年的一天，舅舅下班回到家中，舅妈将饭菜端上桌，推开书房门叫舅舅吃饭，只见舅舅的全身凝固了似的，全神贯注地盯着窗外。舅妈返身拉开客厅门，发现外面站着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客人。女客人很有礼貌地说出舅舅的名字，问是否住在这里，舅妈回答：‘是’，并邀请她进屋。但这位女客人并未进屋，站了一会儿便向外走去。走了几步又在门口停下脚步，转身询问随后相送的舅妈：‘请问：您是他的夫人吗？’ 舅妈答道：‘是呀！’女客人轻叹一声——‘您多幸福啊，’便转身离去。
舅妈满腹疑惑的回到屋里问舅舅：‘刚才那位女客人是谁啊？’当听到舅舅的回答，舅妈一惊，接着恍然大悟：‘原来是她！你怎么不请她进来呢？’”
这段离奇曲折的爱情故事，深深打动了张扬。“这就是我萌生创作这部小说的起源吧”。
“有人说丁洁琼的生活原型是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吴健雄，是这样吗？”我问。
“小说毕竟不是报告文学，《第二次握手》中的苏冠兰、丁洁琼、叶玉菡的艺术形象并不是完全以某一个人为原型的，他们的生活原型可以说是我国众多的老一代优秀科学家。因为我青少年时代就特别热爱科学家，崇拜科学家，也特别关注科学界的动态，努力收集、研读关于科学家的材料。我当时能背出中国近现代一大批最优秀的科学家的名字和他们的身世简历及主要贡献。所以，象著名的美籍华裔女物理学家吴健雄、钱三强的夫人、著名的物理学家何泽惠、著名的女核物理学家王承书等一批杰出的女科学家都可以说是‘丁洁琼’的生活原型。”张扬回答道。
就是这么一部描写老一代科学家事业、爱情生活的小说，在当时却不能出版。书稿先是在朋友中传阅，后又被朋友的朋友传抄，从南到北，由东至西，以手抄本的形式辗转流传，终至造成“四人帮”谓之“流毒全国”的“严重恶果”。
“笑问狱中何所得，斑斑血泪百篇诗”
张扬一生有过两次牢狱之灾。
第一次是1970年2月至1972年12月，他因“恶毒攻击林副统帅”、反对“文化大革命” 以“反革命”罪在牢中度过了近三年的铁窗生涯。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后，“林副统帅”折戟沉沙，按说张扬应当无罪释放，但他仍被关押在牢中，直到1972年12月29日才不明不白地开释。
第二次便是因“炮制反动黑书《第二次握手》”，“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而入狱。这一次“钦定”他为“反革命”的是当时掌握文化界生死大权的“四人帮”之一——文痞姚文元。
那是1974年10月14日，姚文元下令在全国查禁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和抓捕作者。1975年1月7日，张扬在浏阳被逮捕，随之他在长沙的姨妈、北京的舅舅也均被打成“教唆犯”而遭到株连。张扬逮捕后被关进长沙鹿洞里监狱，这个曾是几十年前反动军阀何键关押共产党人的地方，张扬一蹲就是五个年头，他曾因不堪忍受狱中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愤而绝食14天，以示抗议。狱中的非人待遇使青年张扬健壮的体魄遭到极大的摧残，以致他后来出狱时，已完全成了一个疾病缠身、骨瘦如柴的“老头”了。
“笑问狱中何所得，斑斑血泪百篇诗” 著名法学家、资深律师张思之曾用这两句话评价张扬的铁窗生涯。
张扬因创作《第二次握手》而获“文字狱”，这也是建国以来最著名的“文字狱”之一。在当时，上有姚文元“批杀”，中有湖南省公安厅“催杀”,下有浏阳县“请杀”，张扬被内定为“死刑罪犯”。
在一片喊杀声中，张扬的案子被移送到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并由审判员李海初承办。作为一名在政法战线工作了多年，且受过极左路线之害的老法官，李海初自然知道案子的“来头”，也知道要他来“审理”，只不过是走一下程序过场而已。
然而，正直的李法官却并没有让案子“走过场”。
“因为写小说而杀头的，还没见过呢！”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李海初凭着良知和道义这样认为。为了把案子拖延下来，他有意另外接下了一些案子。前后用了一年时间才将多达23本，长达4600多页的张扬案卷读完。当读完《第二次握手》，自称“从来不看小说”的李法官更加强烈地感到：“这明明是一本歌颂周总理和科学家的好书，书里连拥抱亲吻都没有，谈何反动？”如果经他的手，判处这本书的作者以死刑，晚年回首平生，会感到自己做了一件泯灭天良的事情。他把书稿传给庭里其他法官，又把自己的看法透露给他们，这样来来往往，原定1976年国庆前“行刑”的张扬案件，在李法官的故意“拖延”下，捱到了“四人帮”被粉碎。
“我的人头就这样被保留了下来”。张扬欣慰地说，“如果没有李海初这样正直的好法官，我早就成了‘四人帮’屠刀下的冤鬼了”。张扬的话语充满了对这位人民的好法官的感激之情。李海初不仅以自己的良知、胆识和智慧保护了张扬的生命，而且在“四人帮”被粉碎后，又积极的为这桩冤案的平反而奔走呼吁，直到张扬获得新生。
这位让人崇敬的老法官退休以后，当过两年律师，赤心未泯，清贫依旧。李海初当律师时，曾用三年时间帮助133位饱受迫害、摧残和屈辱的村民讨回了公道，这些村民们用泪水研墨给他写下了一幅对联——“唯有铁肩担道义 敢将刀笔斩荆榛”，这大概是李海初得到的一笔最丰厚的“财富”。
1998年，张扬的《<第二次握手>文字狱》一书出版。在书中，“他以浓重的笔触，白描了这位严肃执法、刚正不阿、不谀不媚、有胆有识、智谋超常、善解难题的法官”。著名法学家、资深律师张思之对此评价说：“这是一个我国文学著作中少见的形象，又是信史。法官李海初的存在，表明司法腐败的狂澜可挽，执法环境的澄明有日；在他身上，寄托着大众的殷殷期待；一枝梧叶，传出几多秋声！”
《<第二次握手>文字狱》一书的出版，虽不及《第二次握手》那样引起社会的震撼，但仍然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张扬所做的是把自己刚刚愈合的“伤痕”又重新撕裂并昭示给世人，用形象向社会展示“封建专制与极左势力杂交共造的孽种”——现代文字狱的严酷与惨烈！这需要超乎寻常的大智大勇。在《<第二次握手>文字狱》的扉页上，张扬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语录：
“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够强制那处于健康而清醒的状态中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
“然而，是不是每一个处于健康而清醒的状态中的人都能不顾任何权力的强制而公布自己的思想呢？”
对此，著名作家、诗人和杂文家邵燕祥这样说道:“有思想以至独立思想的人并不少，也都处在健康而清醒的状态中，然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突破某种权力地限制，把它发表和传达出来。
张扬做到了，以他契而不舍的意志，以他的胆识；从他少年时‘于无意中得之’的‘反革命罪’，到他完全自觉地以自己的笔介入生活，介入社会，显示了一员闯将的姿态。”
在书的序言中，序者这样说道：虽然“张扬承受了比乌台诗案更为残酷的文字狱，行文却竟能洋溢着‘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坦荡心态，这该是他也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人生哲学罢。即使一生九死，矢志留取丹心，纵有憾恨，无愧后人！”
耀邦同志为他的冤案平反亲笔书信
昨日游九华山还是阳光明媚，今晨到黄山却有些雾气缭绕。我们乘坐索道徐徐而上，出了道口又继续踏着石梯前行，一直走到黄山著名的景区——始信峰。相传明代人黄习远游览至此，见三面临空，悬崖千丈，奇松林立，风姿独秀，如入画境，似幻而真，方信黄山风景奇绝，于是便题名“始信”。
借在始信峰的小憩我问张扬：“一些有关您与《第二次握手》的书刊中谈到，您的案子曾得到胡耀邦同志的亲自关心，是这样吗？”。
“是这样，不仅是亲自关心，还有亲笔书信”。谈起耀邦同志，张扬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当年我这个案子，先有象李海初这样的正直法官冒着风险的“关照”，粉碎‘四人帮’后，更得到了社会各界崇尚正义的人们的关注。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青年报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象顾志成、邝下渝、李硕儒等不少同志，他们不辞辛劳地为《第二次握手》和我本人的平反而奔走、呼吁、抗争”。
事情确实是这样。为了《第二次握手》能见天日，1978年12月，中国青年报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分别派出女编辑顾志成、邝下渝千里迢迢共赴湖南调查。在长沙，她们第一次与张扬见面是“陪同”李海初法官进行的，两人的身份是法院的“书记员”，这个“头衔”也是湖南省法院与省公安厅事先给“安排”的，目的是不能让两人在张扬面前暴露其真实身份。而且规定，她俩只能听，不准问。尽管如此，李海初还是巧妙的与两位“书记员”配合，为她们查清事实真象提供了种种方便。当这两位负有“重要使命”的女编辑离开湖南时，李海初忧心忡忡地告诉她们：“此案在湖南是解决不了的”。两位女编辑爽快地回答“我们回北京去解决！”
回京后的两位女编辑不辱使命，她们将在湖南调查的情况向领导作了汇报。《中国青年报》在《青运情况》以“《归来》是本好小说，作者张扬应予平反释放出狱”为题，简要介绍了张扬及《第二次握手》惨遭冤狱及摧残的情况。“简介”引起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同志的关注。他电话指示，在他对书面材料作出批示后，报社和出版社可以先电话通知长沙方面，尽快结案放人。顾志成立即将这一情况用长途电话通报给了在湖南的李海初法官，并说，张扬的冤案，《中国青年报》准备公开见报。
顾志成的通报，无疑给李海初注入了一针“兴奋剂”，他立即拿出此前就拟就好了的《关于对张扬案的处理意见》交了上去……
1979年1月18日，张扬终于走出了鹿洞里监狱，重见天日。
就在张扬出狱的第三天，胡耀邦同志在送给他的有关张扬案的报告上作了批语，第五天又亲笔给原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同时又是中纪委委员的胡德华写信，要求其“会同中组部宣教局同志，高级法院和公安部专管这方面工作的同志，同湖南省委商量认真正确的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后，请将结果报告有关部门”。
“耀邦同志作出批示后，事情并没了结”张扬接着说道，“曾经要把《第二次握手》和我置于死地的那帮人不甘心，他们起哄，把事情闹到了中央。最后，耀邦同志再次出面明确肯定了《第二次握手》后，这伙人才偃旗息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没有耀邦同志旗帜鲜明的肯定和支持，是难以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的。当年一些反对‘四人帮’的志士，不就是在 ‘四人帮’ 粉碎之后被处决的吗?可以说，耀邦同志是我和《第二次握手》的‘再生父母’”。
“一些书上说您见过胡耀邦同志,是真的吗？”我接着问道。
“有这么回事那是一次亲切但不轻松的见面”。张扬停顿了一下接着说，“ 1988年底，我从北京回到长沙，听说耀邦同志已在湖南待了两三个月，就住在省委‘九所’， ‘九所’离文联只有几分钟的路，我即产生了想见耀邦同志的强烈愿望。于是我连夜给耀邦同志写了 一封短信，表达了想见他的愿望。我在信的结尾写道：‘明年1月18日，是我平反出狱十周年。随着这个日子的临近，我越来越多地想起许多往事，在这十年中，许多原来坚不可摧的东西在我心目中崩溃了，有一个东西却不曾崩溃，那就是坚信历史是公正而无情的。’”
“我托人将这封信送进了‘九所’。不久便有了回音。‘九所’打来电话，约我6日下午到‘九所’去。”
“ 那天我如约来到‘九所’六号楼一间大厅，听说胡耀邦正在做治疗，我便坐在沙发上等候，不一会儿传来了耀邦同志的声音：‘是张扬同志吧？’我连忙站起来，耀邦同志面带微笑走了过来，他身着一件极普通的黑色上衣，手里端着一个原先装豆瓣酱之类的圆口玻璃瓶，里面有半杯淡茶。我问耀邦同志是不是生病了，耀邦同志回答说：‘有点感冒’。耀邦同志极为亲和，让人没有任何拘束感。我还劝他戒烟。由于是第一次会面，耀邦同志留给我的印象很深 ，他记忆力特强，反应敏捷，思想活跃，待人诚恳，胸无城府。同时，我也感受到，透过耀邦同志亲切的笑容，似乎还隐约含有一种抑郁的表情，并还时而流露出沉思甚至迷惘的神态。”
“为了这次难得的会面，我与耀邦同志合影留念。谈话结束时，耀邦同志说：‘我可以不做事，但是我还要做人。’耀邦同志这两句话， 给人有些沉重感，我向耀邦同志说：耀邦同志，希望你多多保重！请您相信，人民永远是爱您的！想不到，这次离别后竟成永诀。”张扬的脸色变得有些伤感，陷入了对耀邦同志深深的缅怀之中……
“张扬无比真诚的挚爱着来自人民的领袖，对耀邦同志的崇敬发自肺腑.”面对此时此刻的张扬，我体会到张思之先生对他的这番评价，确非虚妄之笔。
我抬眼注目林立在始信峰上苍劲的黄山松，陈毅元帅那首《青松》诗忽涌心头：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铁肩担道义 刀笔斩荆榛
自从《第二次握手》成了名著，张扬自然也成了名作家，获得新生后的张扬当选为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他不仅用笔驰骋于文坛，而且以它作“投枪”、“匕首”来鞭挞邪恶，匡扶正义。一位资深法学家这样形容张扬:“告别死神，喘息甫定，就涉水渡难，越岭翻山，重上了自己的人生轨道。随之厉兵秣马，初战南阳，跟着鏖兵巴蜀，决斗湘江；艰苦奋战，马不停蹄。管你律师法官，封疆大吏，作家歌星，和尚法师，恶棍小痞，管你什么指令上谕，《八索·九丘》，凡属专制特权，极左思潮，腐败分子，黑暗势力，狭路相逢，统统’匕首’相向，正气凛然，义无反顾。以多姿的实践体现出民族觉醒中的赤子风采!”
“我自己在法院没有官司，但常帮别人打官司；法庭外的‘官司’，如党纪、政纪和道德范围内的事件，我也常常主动介入。”张扬如是说。
“‘初战南阳，鏖兵巴蜀，决斗湘江’具体有所指吧？”我说。
“嗯”。
“‘初战南阳’指的是李谷一诉南阳《声屏周报》及记者汤生午名誉侵权那个案子吧。”
“你说的对。这个案子一开始就注定了被告要败诉。” 张扬至今仍然愤愤不平。
“为什么？”
“明星背后有高官嘛！虽然汤生午及南阳《声屏周报》输了官司，但他们在道义上赢得了胜利”。
“南阳案”闭庭后，张扬发表了关于此案的报告文学——《迟早有一天》。他相信，历史迟早有一天会给“南阳案”一个公正的定论。
“鏖兵巴蜀”一定是“海灯法师名誉权案”。作为四川的律师，我对此案是比较熟悉的。
1988年10月，四川日报社记者敬永祥向新华社写了一篇内参，反映海灯法师及其义子范应莲弄虚作假等问题，1989年8月，敬永祥又公开发表了题为《海灯现象——八十年代的一场造神运动》的长篇报告文学。海灯法师的义子范应莲以海灯法师的名誉权遭到侵害为由，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名誉权官司”。
张扬说：“我介入‘海灯案’的时间是1993年5月。敬永祥面临第二次开庭，长期承受着巨大压力的敬永祥给素不相识的我写信，希望得到我得关心和介入。”
“反对封建迷信、揭露江湖骗术、痛斥伪科学，这种斗争在今天已成气候。但当时却不是这样！那些痴迷封建愚昧、江湖骗术、伪科学和邪教现象的群众可谓是‘人山人海、浩浩荡荡’。形形色色的骗子、流氓、邪教教主甚嚣尘上。敬永祥确实处在极其复杂、困难甚至危险的局面之中。”
张扬说到这里，让我想起了前两天在合肥“论坛”上的一个“苦涩”的笑话：“海灯案”起诉后，敬永祥曾委托京城一位著名律师作为代理人，后来有人打电话给这位律师，海灯法师的义子范映莲有千里外“点穴”之功，指力如无声子弹可以伤人。为避免“杀身之祸”，这位律师便只好打了“退堂鼓”。
张扬接到敬永祥的信后，立即从京城赶到成都，张扬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起这段历史时写道：“开庭在即，车票极难买到，于是我向刘桂明求助。他不仅为我弄到了车票，还跟我一起到了成都。我这才知道，介入‘海灯案’，从事反对封建迷信、揭露江湖骗术这场非常特殊战斗的人并不孤立，刘桂明和他的战友们，以及他所在的《法律与生活》杂志，乃至后来他任总编的《中国律师》杂志。砥柱中流，经常以很大的版面和很大的杀伤力，对江湖骗子和邪教现象进行揭露。倡导科学，宣传法制。”
“海灯案”一打就是十年，1998年8月17日，四川省高级法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也就在这一年，张扬的一部长达72万字的《海灯神话》正式出版。
2001年5月敬永祥在他发表的《人间神鬼最难缠——海灯案被告的自述》一文中这样写道：“在党中央作出处理‘法轮功’问题的决定之前，著名作家张扬不信神、不信邪，写了长达72万字的《海灯神话》，旗帜鲜明地揭露海灯案真相和司法腐败现象。在数年的时间里，许多出版社想出这本书但又莫明其妙地怕这怕那。”
看来，《海灯神话》一书的出版，也并非一帆风顺。
您谈谈“决斗湘江”吧！我把话题拉到了“下一集”。
“‘决斗湘江’的故事就多啦！”张扬说。
“举个典型例子吧。”
“1991年初，我到湖南邵阳，意外了解到那里有一位敢于跟市委书记及其一家人的腐败行为作斗争的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检察机关虽然号称‘垂直领导’，号称‘独立行使检察权’，但那只是‘号称’而已，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正因为如此，才更显出那位敢于跟市委书记及其一家人的腐败行为作斗争的检察长是多么的难能可贵。不久，我根据实地调查的情况写出一篇报告文学，因一时想不出适当的篇名，便将标题空着，寄给了天津的法制文学月刊《蓝盾》杂志。他们非常欣赏这篇作品，又代为取了个非常好的名字叫《邵阳有正气》，已排出了清样，但最后却不得不‘割爱’、‘还璧’。原因很简单：怕惹麻烦。我当然也理解他们的难处。那位市委书记及其一家尽管腐败，但并未受到查处，更未锒铛入狱。而这种人只要没有被判刑，就仍然会具有极大的能量，这种能量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把好人推上被告席并使之‘败诉’，甚至把好人给‘送进去’。这类案例是很多的。稿子回到我手里后，又试了几家报刊，但都‘爱莫能助’。过了一段时间，一位文友听说此事，说让他拿去试试看，便将稿子带走了。不久，《邵阳有正气》在北京的《法律与生活》杂志上发表了。1993年，该文主人公、邵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孙孝思当选为‘首届中国十大杰出检察官’”。
“相比之下，当年山东泰安市的检察长公丕汉却没孙孝思这么幸运”我插话说。
“但《法律与生活》杂志及责任编辑就因此稿的发表招惹了很大的麻烦，个中原因就是前面所说的那种‘能量’释放的结果”。张扬接着说道。
“1996年冬，我与湖南的一批作家又投入了一场堪称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所谓‘惊心动魄’，是因为斗争双方的实力相差悬殊。我们是在和湖南省的‘重量级’人物‘扳手腕’。但我们最终取得了胜利”。张扬的脸上露出欣慰。
“作为作家，虽然肩负着一定的社会责任，但过多的介入‘官司’，是否会被文学界视为‘另类’？”我表示有些担忧。
听完我的话，张扬一阵凝思后说：“两度入狱和法官李海初的为人启迪我、教诲我、鞭策我，时时提醒我怎样做人，怎样分辨是非善恶，怎样揭露横暴的强者和怎样帮助无辜的弱者。正因为我是作家，唯一的‘武器’就是一支笔。在今天一些中国人被欺负被损害后欲诉无门的情况下，我这个身份和这支笔还能起些作用。我要让它保持足够的锋利，用它为正义和文明而呐喊、奔走和斗争，哪怕有朝一日被送上被告席也在所不辞！”。
听了张扬掷地有声的回答，我的眼前浮现出133户村民给李海初的那幅对联——“唯有铁肩担道义 敢将刀笔斩荆榛”。它不正好也是张扬一生的真实写照吗！
也许正是奉行这样的人生“圭臬”，这才有了张扬为激浊扬清，纾厄解困而“初战南阳，鏖兵巴蜀，决斗湘江”所表现出的义无反顾的无畏气概。他是著名的作家，又是正义的卫士······
——王国藩状告《穷棒子王国》作者古鉴兹和作家出版社。张扬撰文向社会敲响警钟，要对“已退出历史舞台的‘左’的代表人物兼腐化堕落分子今日的‘重振雄风’、‘东山再起’现象引起更深层的思考”。
——著名戏剧作家吴祖光因在《中华工商报》发表《高档次事业需要高素质员工》一文而被国贸中心起诉。张扬挥毫相助，仗义直言，为吴祖光大鸣不平。
虽然张扬不断地在为别人的“官司”打抱不平，但他并非是那种不讲法制、不讲规矩、不讲证据乱“打”一气的鲁莽人。恰恰相反，八年的牢狱，“久病成良医”，将他练就成了收集、运用证据的高手。对此，一位资深律师这样评价说：“在人们心目中，作家与律师，会有隔山之感，但张扬这位作家，在一定的场合，会成为一个出众的优秀律师，您看他忠于事实、维护正义、运用证据的功力和穷究万物之理的聪慧机敏，以及那猛追不舍、滔滔雄辩、无所畏惧的气慨，特别是他同一切专制特权势同水火，决不会‘摧眉折腰事权贵’，也决不在庄严的法庭上自吹自擂我是何处几‘佳’自炫，借以赚得信服，骗来‘阿堵’。凡此种种，表明他具备一个优秀律师的基本条件。也许作家与律师真还有血源之亲，不知他能否把两家合成一体”。
这世上的事还真有这么巧。当张扬又一次以侠义之心助人解困去厄而千里奔赴沈阳为他人的官司“鸣不平”时，他的人品和才华赢得了沈阳一位“十佳律师”的芳心，并成功地实现了著名作家与优秀律师的“天作之合”。以至于当这位女律师婚后启程随张扬回湖南浏阳定居时，沈阳市律师协会的领导无不惋惜地说：张扬得到了一个贤惠的好媳妇，我们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女律师。
期待《握手》第二次“感动中国”
今年是张扬的本命年。一部《第二次握手》，伴随着张扬风风雨雨、大落大起。经过几十年的坎坷，张扬已到“耳顺”之年。
“您的身体现在怎样？”我问张扬。
“能登上黄山就证明身体还可以嘛”。张扬笑着回答，“但狱中留下的‘纪念’，对身体多少还是有些影响”。
“您以前来过黄山吗？”
“来过，这是第二次”。
“与黄山第二次握手啊。”我调侃道。
“是啊，第一次还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黄山确实很美！不过今天有些云遮雾障”。
“云遮雾障终有日，拨开迷雾见青天”。我的话引起了张扬会心的一笑。
“您对重塑《第二次握手》能再次引起国人‘感动’真的有信心吗？”几天的同行，彼此已熟悉，说话也就没多少顾忌。而我问此话也是事出有因：在两天前的“首届中国青年律师论坛”上，张扬透露，他现在是深居简出，全身心的投入到《第二次握手》的修改之中。用时髦的话讲，就是力争使《第二次握手》真正成为“时代精品”。当时在会上我曾冒昧地对张扬先生说：当年可是处在“没有爱情”的特殊时代，《第二次握手》是“文化沙漠”中的一株绿色的生命，所以必然能唤起干渴的人们的希望。而今可是爱情书籍遍地，“三级片”泛滥的年代，您修改后的《第二次握手》还能再次“感动中国”吗？
此时在山上，我是旧话重提。
张扬停下脚步，回头远眺，“当然，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当年写出的《第二次握手》是很粗糙的，她的‘轰动效应’，也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但正如香港凤凰卫视“鲁豫有约”栏目中所说，这部书‘曾经感动过整整一个时代的中国人’。所以，作为本书的作者，修改好这部书，重塑《第二次握手》新形象，是我的历史责任和应尽的义务！这一点，早在二十几年前初版《第二次握手》的<后记>中，我就已经明确表达了这个意愿。”
张扬的这席话，再一次使我对这位曾经饱受磨难的著名作家肃然起敬。
“修改稿什么时候能完成？有多少字？”我问。
“已经快脱稿了，大约50万字”。
我知道，1979年初版时的《第二次握手》，大约有25万字，这次可是翻了一番。
张扬若有所思地继续说道：“恩格斯说过，‘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修改这部书的过程中，我曾有过三次流泪，后来，我将修改后的书稿交我爱人和朋友们读，他们都在我流泪的那三个地方流下了热泪。因此，我相信修改后的《握手》，一定能再一次感动国人”。
实际上，在张扬修改《第二次握手》过程中，一些出版社获得消息后，纷纷与张扬联系，希望能将其出版；一些电视台也要求与张扬合作，将修改后的《第二次握手》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搬上荧屏。就在两天前合肥的“律师论坛”上，东方卫视的两名年轻编辑当场将张扬的书稿借去阅读，经请示后，立即要求与张扬签订拍摄《第二次握手》电视连续剧的合同，并一再表示稿酬从优，马上兑现。
我们继续沿山梯拾级而上，锁在云雾中的黄山，象一个含羞的披纱姑娘。随着云雾慢慢的散去，又偶尔露出她那秀美的风姿。越过曾因拍摄电影《小花》而闻名的“百步云梯”，我们来到一块巨大的山石前，山石上面刻有四个醒目的大字：“大块文章”。在这块山石前面，我与张扬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大块文章”。山石上这具有象征意义的四个大字，能让人引起多少遐想，黄山既是一幅无与伦比的精美山水画；又是一篇永远读不完的“大块文章”。而《第二次握手》这部小说，同样不也是一篇历经磨难的“大块文章”吗？我相信，这篇“曾经感动过整整一个时代的中国人”的“大块文章”， 经过张扬的“重塑”，一定能够再次“感动中国”！
我衷心地祝福她早日问世！并期待与张扬的第二次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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