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波律师细说民国律师那些事儿之十九——总统召见他不去 “大律”本色是书生（下）【三合律政】

   不论是沉浮于官场，还是做律师，做学者。张耀曾始终保持着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书生本色。这种本色已经进入到他的骨子里去了，完全“不可救药”。

   做官员，张耀曾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面对民国初期 “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军阀混战。他说：“余（我）有微言，民国以来，自命健者，竞言治理，计划万端，标举争行，曾无几时，无不遗败，而乱乃益刚。而最切近最明白之一件事，总不能做，且不肯说。此事为何?即‘罢战’。“我国不要什么主义，不要什么政策，更不要许多办法，只要大家抛弃一切军备，绝对断绝一切内战，则三年而民安，五年而民乐，十年而精神与物质之文明将为五洲冠。”（“说得轻巧，似根灯草。”叫军阀自己罢战，无疑与虎谋皮。这不是典型的书生理想主义之见吗？）

   做律师，他是一个绝对的完美主义者。对于每次诉讼的代理或辩护，事前他都精心准备，字斟句酌，反复推敲。诉讼结束后，他要写下日记，认真总结，评估得失。此前“细说”谈过的他辩护的金树仁一案。张耀曾总结此案写到：“其实本日演说，时间太长，声音不免干哑。又因事情太多，不能尽记，须时时朗读原文。较之往时‘昂然四顾，口如悬河，风动涛惊，横卷四座’之做法，不逮甚远。”张耀曾的女儿说：“我父为此案辩护，阅案卷盈尺，往返沪宁间不少于十次，出庭五次以上，历时三年，写辩诉状‘遍查中日法书，将法律个点彻底究明’，字字皆核实，句句欲锤炼，……”（好个“字字皆核实，句句欲锤炼，”）

   做学者，他又是一个十足的学术主义者。张耀曾读书范围十分广泛。不仅对法学有深厚的造诣，而且对生物学、天文学、生命科学、哲学、历史、艺术、经济、古诗等都有强烈的兴趣。在他的读书笔记中，时常可见读这些领域书籍中独到的心得体会。他称自己是一个“喜观天、亲自然、爱学习、善思考”的 “做学问的读书人。”

   1927年10月12日，张耀曾在日记写道:“连日战事传说不一，余则此心恬然，一切置之度外，仍作读书作画(即求真乐美)之生活。余少喜吟咏，虽不善作诗，却极喜读诗。读亦漫无轨辙，皆随意翻阅。尤好吟诗，吟亦别无选择，或间步，或饭余，信口吃语，适意面已。”

   张耀曾在民国官场沉浮十多年，三入内阁，官至司法总长。可一旦“下课”离开官场，竟连养家糊口都存问题。当时的民国，不仅是正直廉洁的政府高官是如此，就连那些驰名中外有骨气的大学者也是如此。掌握清华大学财权的梅贻琦校长有时靠典当自家衣物度日；曾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因稿费未到，连一条过冬的棉裤都买不起。张耀曾做律师后，一家人生活倒是无忧，但因做律师业务而耽误了做学问时间，张耀曾又感到愧疚。1934年12月31日，他在日记中感慨:这一年，“惟余除夏间读书数种，思想少有进展外，均操笔为诉讼文字，别无著作，亦无事业，为可愧耳。”

   张耀曾在做律师的同时，还常在上海各大学讲演，传道、授业、讲做学问之道。

1929年3月18日，他在上海江湾法科大学开学典礼上演讲，指出拿破仑纵横欧洲，成吉思汗席卷欧亚，在他们个人固然是一世之雄，然从整个人类看来，并无多少价值。他所倾系的是达尔文、牛顿、马克思、瓦特等人，认为立言第一，其次立德，其次立功。    

   1932年12月28日，他到复旦大学演讲《民国制宪概观》，指出宪法的收效基于两个要素：一是实权者有诚意收束自己的实力，在宪法的规范内行事，认为非实行宪法不可，自己绝对遵守，即宪法乃有权者自己拘束自己的戒律;二是多数国民了解政治，有浓厚的政治欲，将宪法当作满足这种政治欲的手段，绝对实行它，拥护它，即宪法乃国民的政治欲的表现。他认为比纸面上制宪、国民会议上制宪更重要的是，要从国民自身制宪，从有权者的脑筋中制宪。

   1933年10月2日，他到东吴大学法学院演讲，谈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时，张耀曾说“自然科学不过利用厚生，而社会科学则在确知社会现象之因果律，顺应之以创制社会新机构，社会科学的责任重大。”    

   1936年2月6日，他到青年会演讲，“学问乃对于一切现象，求精密之认识”，探求社会生活根本法则，要从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入手，要站在自存心和同情心的中和点上，以改造社会一切机构，这是我们把握社会生活的大法则。

   宪政救国，是张耀曾毕生追求的目标，无论是做高官，还是当律师，还是做学者。他都为此目标而孜孜不倦地奋斗。为了实现他宪政立国，依法治国，保护人权的主张，张耀曾不遗余力，奔走呼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即将沦陷，张耀曾在日记中表示要留在“孤岛”之决心，体现了大律师一介书生，铁骨铮铮的民族气节——

   1、不误国；2、不卖身（绝对的）；3、不做官；4、不见日本人（在中日战争未了结期间）。

   以中国独立为惟一目标，运用心思及能力。

   1938年7月26日，是张耀曾大律师离开人世的日子。这年初，张耀曾在日历上书写了“民族复兴”四个大字，并自注道“盖此为今年之最大愿望也。”这年四月，已病入膏肓的张耀曾感叹道：“际此民族灭亡大时代，一生盛衰何足道，但已无力为民族效劳，可慨也夫！”

   7月26日，五十三岁的张耀曾带着祖国山河破碎的遗憾和对民族复兴的思念，告别了人世。永远地离开了他热爱的祖国。  

   张耀曾身前好友，时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先生闻此噩耗，沉痛地写下了这首令人心碎的挽诗——

洱海苍山外，斯人不世才。

名言金玉在，多难栋梁摧。

绕室忧无策，衔杯恨未陪。

良医良相尽，此事最堪哀。